4月26日的《中华读书报》发表了由王倪主持的“近年重要学术译著评议”，其中对我与张廷国译的胡塞尔《经验与判断》（1999年6月三联版）提出了批评。该译著出版不到一年，就有人对之作出反应，这本来是一件可喜的事。但读了王倪先生的文章后，不由得感到吃惊，因为他似乎并不是想与我们讨论翻译上的问题，而是像在宣布终审判决：“翻译的辛劳和贡献并不能抵消翻译本身的诸多严重错误。由于对胡塞尔其他主要著作（《逻辑研究》和《大观念》等）过于生疏，译者把一些现象学核心概念译得不知所云……如果说术语翻译的错误还可以归咎为思想的理解，那么语言上的错误就更不可原谅……这也表明，错误的翻译不仅不能在‘误读’中创造新的思想，相反还遮蔽和窒息着思想本身。”对于王先生所提出的几个例证，我只想作点最起码的说明。
1）“nominalisiert（名称化）译成了‘在名义上’”
倪梁康教授在《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》（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）中的确将这词译作“名称化”，并把它与Nominalismus即“唯名论”一词一起列为Nomolo?gie（名称论）的“相关词”（见该书第315页）。该词的拉丁文词根为nomen，意即名字、称号。我译此词为“名义上的”只有第26页上两处：“正如属性标志着某种在判断中首先是非独立出现的形式（这种形式在‘名义上’是由属性的基底形式所产生的）那样，在复称判断中也会出现复数，它‘在名义上’将会通过转化为在卓越意义上的对象——即转化为基底对象、转化为‘对什么而言的对象’的对象——而产生出集合体”。外行读这段话无异于天书，但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看便知，这里讨论的是中世纪唯名论和实在论（即胡塞尔说的“形式本体论”）的老问题：属性、包括种和共相本身究竟是超验的实体（即“在卓越意义上的对象”）呢，还是仅仅“名义上的”、非独立存在的形式？深受唯名论影响的洛克就提出过著名的“名义本质”和“实在本质”的区分。王先生说他读到这个词“不知所云”，只能说明他对西方哲学的传统问题“过于生疏”，不知道“名称化”及“唯名论”与将抽象名词视为脱离实体（存在）的“名义上”的本质（这也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观点：将实体或存在“存而不论”）这种立场有内在的联系。
2）“fundieren和Fundierung（奠基和奠基关系）译成‘植根’、‘根基’、‘基础’等”
查倪梁康教授上引书将该词译为“奠基”（“奠基关系”是另一词Fundierungsverhaeltnis，不可等同。见该书第173页），这是德汉词典的标准译法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；特别的是胡塞尔对这个词的理解，所以倪教授才将它列入“胡塞尔现象学概念”中，应当说这是很有启发性的。但说我的译法就完全是一种“误读”甚至“严重错误”，这就给人一种虚张声势之感了。首先，王先生引我的译法是引得不完整的。一般来说，我的译法是“奠定了基础”（第73页），有时也译“fundiert”为“有根基的”（可略等于“被奠定了基础的”，第69页），译“fundiert…darin，dass…”为“植根于……”（可略等于“在…里奠定基础”第72页），这种转换有什么大错吗？其次，即使按照王先生的引用，汉语中这些词也有内在的相关性，一般人大概都不会“不知所云”的，何况我的上下文并未曲解其语义。再者，之所以不用“奠基”，是因为还有另一个词组也可译为奠基：zugrundeliegen，有时是为了区别而另译，特别是在前后挨得很紧时（如第69页）。当然也有时还是免不了多词一译的情况。这是翻译中常有的事，凡译过书的人都知道的，只要意思没有太歪曲，算不了什么大错。
3）“Termin（词项）译成‘限定””
该词拉丁文原来就是“限定”之义，引申为“规定…的日期”。“词项”一译原也考虑过的，但该译法形式逻辑的味道太重，如“S是P”中S和P在胡塞尔那里决不只是句子中的“词项”，而是“规定”、“限度”（这些也是胡塞尔在该词前后文中反复说到的，见第40、56页等处）。所以洛塔·艾雷在“后记”中说胡塞尔对该词的分析“对逻辑学中的形式主义提出了反驳”（第472页）。此外，胡塞尔还使用该词的动词化形式terminieren（如第73页：“但它并不限定在身体上”），译成“词项化”显然不妥，而中文“限定”则正好兼有名词和动词的性质。
4）“译者在把Seit译成‘书页’时，显然不知道它的现象学含义（‘［对象的］一面’）”
首先，如果不是印刷错误的话，应当是Seite而不是Seit。其次，尽管该词在德文中兼有（物体的）“一面”和（书的）“一页”的意思，我还是在多处把seite译成“那一面”、把Vorderseite和Rueckseite译为“正面”和“背面”（如第52、118等页），就连在“中译者前言”中也谈到了一个“对象场”（“空视域”）中一物的未知的“背面”（第4页），怎么会“不知道它的现象学含义”？至于在第51页上译为“书页”（“我们所看见的这一页书只有当它有未被看见的书页时才是一页书，这些未被看见的书页本身在意义规定上已被预期了”），是因为这里seite被用作了复数Seiten，不好说一物有许多未看见的“另一面”（当然一个“多面体”也可以这样说，但胡塞尔这里不是讨论几何学），而胡塞尔又有用眼前的事物打比方的习惯，完全可能利用Seite的双关义来加强其理论的“直观明证性”。更何况这种译法（一本书中的其他那些书页）与“对象的另一面”的译法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：眼前看到的东西和后面未看到的东西构成同一个“对象场”。
5）“在把sondereininderArtImmanentes（‘而是这种意义的“内在物”’）译成‘而是一个“内在于”那种性质的东西’时，显然不清楚胡塞尔在《现象学观念》中对两种‘内在’与‘超越’的区分”
括号中当是王先生的译法。这种译法把Art（方式、性质、举止）译成“意义”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大开眼界；其次，把“在这种Art中”译成“这种Art的”，原文就应该是einImmanentesinderArt，可惜并非如此；第三，比较一下王先生的这一译法和我的译法（详见书第38页），有谁能从中看出他是搞清楚了胡塞尔“两种内在与超越的区分”，而我则“显然不清楚”这一点？（我在书中第50页还专门为“两种内在”的区别作过一个注，可参看。）顺便指出，王引sonder实为sondern之误。
王主持人还把韩水法译康德《实践理性批判》评为康德译著的“典范”。我与韩先生是朋友，互赠过译著，他译的这本书应当说是目前最好的本子，但要说“典范”，未免太吓人了，有些问题（包括语言表述和某些“硬伤”）我打算与他私下交换意见。至于王先生的评议，我只能看作是不知轻重。学术译著的评议的确是当前一个迫切的任务，但评价一本书也要实事求是，不能太没有分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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